读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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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讨论的古籍,大部分是刻本,但通常我们见到的是印刷后的产品,而不是刻板本身。所以我一直对印刷很感兴趣,因为讲古籍刊刻的书,好像还挺多的。

可是,古籍怎么印刷出来的呢?

我最先接触的还是跟《碛砂藏》有关的材料,这部藏经在宋代苏州刊刻,但有一部分是在明代杭州印刷的。

刊刻和印刷,分得很清楚。

大部分时候,我们没办法分这么清楚,只能笼统说这是哪里的刻本,好像比较少说这是哪里的印本。

我读这本书,主要是想知道印刷的历史,但翻看之后,感觉大部分还是在讲刊刻。不过也有一些收获。

先说说我最关心的藏经版本。

第一条是《赵城金藏》

书中提到,《赵城金藏》中出现了“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”衔名的佛经。我对此感到很惊讶,《赵城金藏》和吴越王刻经,应该是差距很大的,怎么会有联系呢?

核查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才知道,原来上世纪三十年代蒋维心调查的时候,发现《赵城金藏》本《摩诃止观》卷十有吴越王钱俶的题记,但现在这一卷已经丢失了,所以无法复核。

也就是说,蒋维心记载的对不对,其实没人知道!可在张秀民先生的书中,已经变成了结论。

好比张三提出了一个猜想,李四直接将猜想当作实证,并且进一步推理,王五又把这个推理视作最新成果,继续发挥。恐怕有点危险。

作者还提到,以前北京图书馆有位刘福春先生,收录《赵城金藏》的题记,共整理了七八年,有《金藏目录》和《著译者索引》,可惜都没有出版。

我猜这些书稿说不定还在,只能等待有缘人去整理了。

第二条是《思溪藏》。

《思溪藏》有《圆觉藏》和《资福藏》之分,有的说二者是不同时间、地点刊刻的藏经,有的说只是同一部藏经,没个定论。我每次引用,都概称《思溪藏》,不具体说是哪一部。

让人好奇的是,《圆觉藏》和《资福藏》,差异到底在哪里?

书中列出了这两部藏经中《大般若经》卷一百三十一的图档。比对了下,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,但细微的字体书写,还是有不少差别。当然最大的差别是,《圆觉藏》在天头位置有“圆觉藏司自纸板”几个字的小牌记。

第三条是《高丽藏》。

书中提到,至元二十七年(1290),元世祖曾经派人去高丽修补藏经,因此认为《高丽藏》也有中国工匠的功劳。此事出自《海东绎史》卷四十四。

这条以后可再核查。

第四条是《福州藏》。说南宋印刷的部分,往往有印刷工人的长方形木戳黑色小印。

第五条是《契丹藏》。

作者说,书签一般是印本上用墨笔写上书名,但将书签印刷出来则是辽代刻工首创,最早见于《契丹藏》!

还有几条是古籍版本常识,但因为我不熟悉,所以也值得一记。

首先是刻工,书中提醒刻工流动性很大,未必在原籍工作。比如杭州刻工,很有可能在苏州工作,因此不能看到书中记了刻工的名字,就认为这是哪个地方的刻本。

这个现象在李致忠《古书版本鉴定》中也提到了,比如《尚书正义》用了很多杭州刻工,但其实它是由两浙东路茶盐司编刊的,因此一般认为是绍兴刻本。

其次是“刊语”这个名词。

作者提到,印本记上刊印者姓名与时地,称作刊语,比如“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”。

我感觉,“刊语”和“刊记”应该是同样的意思,还比较好理解。但看不少研究藏经版本的书,有的用“刊记”,有的用“愿文”,有的用“题记”,似乎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。

其中“愿文”比较特殊,既有布施者的愿望,又有关于刊刻的记录,比如:“嘉定三年,张三娘子布施十贯文刊经一部,祈求佛天护祐。”我自己写论文的时候,一般统称刊记,比较好处理。

最后,这本书名为“印刷史”,估计是统合了各个来源的主要成果,因此如果要引用,或许可以追查其最早的来源。


作者简介:1991年生,福建泉州人

兴趣:佛教文献学、佛典语言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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